“奶奶，您年轻时候最喜欢做什么呀？”在上海的一家养老院里，一群复旦人文社科专业的学生围坐在老人身边，耐心倾听、认真记录。
“忆述光华”在小红书分享的采访内容
他们是“忆述光华”团队的成员，正用笔和镜头，为老年人留下一份份珍贵的生命记忆。成立仅一年，这支年轻的团队已为8位长者完成数万字精装回忆录及家族史作品，与约30位长者达成服务协议，并同上海颐和苑老年服务中心签订三年期合作协议。未来，他们希望能为100位长辈“留住昨天”。
从回忆录撰写到影像共创，再到线下活动和线上社群，这支年轻的团队，正在探索校社协作模式下的“文化养老”新可能。在刚刚落下帷幕的2026“建行杯”早上海·创新为老服务大赛中，团队获得了“优秀项目奖”。
从课堂到现场：一套“自创”的专业训练体系
第一次走进养老院采访的那天，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（以下简称：社政学院）2023级本科生黄伽妮提前到达，却在约定的房间门口来回踱步。本子备好了，背景调查做完了，两个月的培训也完成了，手心却还是渗出了汗。“毕竟要聊的是对方一辈子的故事，长者对我们的这份信任是很珍贵的，我们不能辜负，心里难免忐忑。”
门开了。一位长者笑着招呼她：“小黄来了！”三个小时后，她带着几小时的采访录音走出长者的住处，心里的石头仿佛落了地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妙的充实感——仿佛刚刚推开了一扇通往另一个时代的门。
一年后，“忆述光华”已经为8位长者完成了人生传记。团队扩展到十几个人，从采访写作拓展出线下活动、社群运营，还开始探索AI与人文的结合。而最初那份“不知能否做好”的忐忑，也演变成一套成熟的运作体系，一种不可替代的专业路径，和一个关于“老少共创”的可持续想象。
长者和团队成员说的话，成为团队做“忘年共创”的起点
“忆述光华”的起点，源自社政学院副教授徐珂在“社会学导论”课上布置的一项作业——“获得历史感”访谈。该作业要求学生围绕自己记事前发生的某个具体小事，深入采访一位熟悉的长辈，挖掘其亲历细节与切身感受，以此培养历史感。
当时大一的黄伽妮，选择去采访自己的奶奶——一位上世纪从泉州前往宁化、白手起家建立幼儿园的女性。“很多故事，都曾是我不了解的。通过这次挖掘，我重新认识了她——不仅是母亲、奶奶，还是一个有理想、有取舍的人。”
这次触动一直没有消散。大二时，借着在颐和苑实习的机会，黄伽妮开始组建团队，把“给老人写回忆录”的想法落地。
在正式采访之前，团队用了两个月时间搭建“回忆录学导论”的框架。首先进行理论输入：搜集中外回忆录写作工具书，研究口述史方法论；接着是作品研究，即大量阅读回忆录文本，挑出20部典型作品进行编码分析，按题材、体裁、叙事方式建立索引表格。
“我们会有意识地去找不同类别的作品：女性视角的、军人题材的、后人作传的、家族史的......”黄伽妮说，“这样后面遇到类似的主题，就知道可以怎么去针对性地学习，而不是凭空创造。”
理论之后是模拟访谈。成员间互相采访，尝试讲述自己的人生片段，再转录、写作，把整个流程走一遍。最后，团队将这些摸索沉淀成一份“工具包”：从怎么做背景调查，到怎么提问、追问、捕捉情绪，再到怎么把碎片化素材编织成有线索的文本。
如何打开长者们的“话匣子”，让他们回忆起那些尘封的往事？团队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沟通方法。
“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老照片，或者找一些影视作品的片段一起看。”黄伽妮举例，“有时候可能是一段根据那个年代改编的影像，长者看着看着就会开始点评，‘哎，我们那时候不是这样的’——话匣子一下子就打开了，场景感也回来了。”
另一个常用的技巧，是从“宏观印象”切入，再慢慢深入细节。黄伽妮解释：“比如聊到长者的父亲，我们会先问一些主观易答的问题：你对父亲的印象是什么样的？你感觉他回家时状态怎么样？通过这些开放式的印象类问题建立对话节奏后，再逐步追问更具体的内容：“他会提到工作上的事吗？他的具体职务是什么？——就这样一层层地把回忆激发出来。”
抗美援朝老兵分享他的徽章
为了原汁原味地呈现采访内容的精华部分，项目采写组成员会花大量时间整理录音，里面时常有方言、地名和特定年代的专有词，不时穿插着偶尔打进来的电话、或是旁人无意的打断。
“我们也会让没有采访的成员也参与转录，通过声音熟悉老人的表达习惯，感受他的性情——这样后面集体讨论时，大家都能更好地参与进来。”“忆述光华”采写组成员、中国语言文学系2022级本科生刘墨涵说。
也正是这份热情，打动了徐珂担任这一项目的指导教师。他坦言，自己并非老龄研究领域的专家，因此在接到学生的指导邀请时曾一度犹豫。但得知该项目源自他所开设的课程，且学生已经付诸具体行动，他最终接下了这份邀请。“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，我们希望学生去解决真实的问题，为此作思考，提出解决方案，更尝试落实这些解决办法。”
人机之间：不可替代的“共脑时刻”
如果AI能转录、能分类，那记录者还能做什么？
“AI按照明确事件去分类，但我们会在碎片式的叙述里寻找潜在的故事线索，挖掘回忆中的草蛇灰线。”刘墨涵解释，尽管AI能帮提取和定位重点，但更细致的材料组织，还须自己手动完成。
这种“挖掘”不是编造。团队有一条铁律：绝对不能为了故事的丰满擅自增加内容。但另一方面，又要基于对老人的整体印象，推测他对某些事情的看法，把那些没有直接宣之于口的“言下之意”外化成文字。“这需要克制，也需要适当的渲染——至少目前，AI做不到这种微妙平衡。”
黄伽妮与长者的访谈过程
有一个瞬间被团队成员反复提起。一位组员在整理某位长者关于子女教育的素材时，在旁边标注了四个字：“顺势而为”。过了一会儿继续听录音，恰好听到老人说了一句：“教育孩子嘛，就是顺势而为。”那一刻，她感觉自己“和长者共脑了”。
“这不是玄学。”她说，“当你反复听一个人的讲述，熟悉他的语气、他的停顿、他提到某些事情时的情绪变化，你会慢慢进入他的叙事逻辑。这种理解，不是数据分析能替代的。”
另一个例子是关于一位女性长者的采访。在梳理她的人生时，组员发现她反复提及母亲对自己的影响——不是在专门的“家庭章节”里，而是在讲自己求学、工作、做选择的关键节点时，都会自然地插入一句“我妈那时候说……”。AI处理时，这些内容往往会被归类到“母亲”标签下，但这恰恰是理解这位长者人生观的线索：母亲的格言如何成为她的行为准则，那些插叙如何构成一种代际精神的传承。
“平时写作可以构建自己的世界，”刘墨涵强调，“但回忆录必须尊重老人表达情感的方式，你或许想把他的父亲描述成一棵大树，但他可能觉得这是‘煽情’。”
这种对“何为真实”的敏感，也是人文训练的结果。他们需要分辨：什么是客观事实的真实，什么是情感视角的真实，什么是讲述者当下理解的真实。“回忆录的评判者其实只有一位，就是讲述回忆的那个人。我们要呈现的，是他认可的自己。”
为什么有的老人话会更多？有些老人会关注自己知识的传承？这些问题，黄伽妮与团队成员起初也没想明白。但在实践中，她愈发清晰地意识到，复旦的文科专业训练赋予他们的，恰恰是理解复杂个体的入口。在实践中，这群人文社科学生，凭借自己的专业敏感性，将文本里学来的知识，逐渐“转译”为跨越代际、理解他人的能力，形成共鸣。
团队成员带长者们逛校园
随着实践的逐渐深入，团队把“老少共创”作为核心理念。“我们希望通过文化陪伴服务、通过老少互动的社群，让更多对这方面感兴趣的年轻人，能够接触到、了解到老年人到底在想什么，他们到底是怎样的。”黄伽妮说。
目前，团队的专业构成也呼应着这种多元理解的诉求：团队成员从最初的中文系、社政学院学生，如今扩展到新闻学、广电专业，最近还加入了一位微电子专业的同学，开始探索AI与人文的结合可能。“我们掌握了很多长者的语料，希望尝试和智能体结合。但前提是，技术必须服务于‘理解人’这件事。”黄伽妮说。
“两只脚走路”：一个项目的可持续实验
从几个人搭伙做事，到十几人团队协作开展；从单纯的回忆录撰写，到组织线下活动、社群运营、多媒介传播——一年内快速发展的同时，“忆述光华”也面临着的可持续发展的挑战。
为了加强人员管理，团队内部如今有了更明确的管理制度和交接流程，“团队有流动性职位更替和交接需要提前一个月说明，做好过渡。”黄伽妮介绍，团队在明确管理制度的同时，也将柔性管理的理念融于其中。项目在执行过程中，虽然会设定时间节点和产出预期，但如果组员有论文答辩或考试，也可以提前沟通，留出余地，“我们不是垂直管理的结构，更像一种互相理解、共同创造的团队模式。”
随着项目有了起色，黄伽妮与团队也有了往社会企业方向发展的考虑。于是，他们开始运营起“忆述光华”的小红书和公众号，希望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想法，同时也分享他们亲身接触到的故事：有人在庙里上过学，有人用“痛文化”理解年轻人的染发……“那些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，就是我们想分享的。”
这些故事的传播也让团队的资金来源日益多元化：既有来自家属的服务收费，也有养老机构的付费支持，还有长者的热心捐赠。近日，一对住在颐和苑养老的长者夫妇了解该项目后，主动提出捐赠十万元，用于支持团队建立名为“写给明天的昨天”的服务项目。
“要让项目和团队可持续地运作下去，资金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现在是‘两只脚走路’——既保持社会服务的初心，也探索可持续、可复制的模式。”黄伽妮说。
除了回忆录写作，团队开始举办线下活动：让长者尝试MBTI测试，组织老少对话，甚至计划搭建一个持续的社群平台。“你会发现，很多长者对年轻人的文化其实很包容。他们不是沉默的‘被服务者’，而是有自己想法、愿意交流的人。”
黄伽妮说，他们做的不是“为长者服务”，而是“老少共创”。“我们希望的是双向连接——长者可以将经验、智慧分享给年轻人，通过共创，年轻人能真正进入他们的世界。”
未来的规划也围绕这个理念展开：让更多人知道“忆述光华”，与更多养老机构、街道社区合作，把“老少共创”的模式复制出去。“让长者看到我们创作的回忆录文字、参与我们的文化共创活动时，感到欣慰、幸福，有收获感和骄傲感。”黄伽妮说。
采访结束后，长者总会站在门口，看着来采访的学生们走到走廊尽头，等电梯门打开，再慢慢关上门。
那条走廊有声控灯。每走几步，头顶的灯就亮一盏，像是在目送。
“虽然很多长者行动不便，但他们非常重视这种送别。”黄伽妮说，“对他们来说，有人来、有人听、有人记得，是重要的事。”
对这群年轻人来说，也同样如此。一位团队成员加入项目的理由很简单：“听说这是关于老人的，我就来了。”
“她的言下之意是，只要是有关长者的议题，她都觉得与自己息息相关。”黄伽妮说。
这句话，或许可以解释“忆述光华”的底色：不是技术，不是方法，甚至不是写作本身——而是愿意坐下来，听一个人讲完他一辈子的故事。
而那些故事，正在被看见，被记住，被续写。
